4月14日，王思聰轉發了一條質疑連花清瘟膠囊涉嫌虛假宣傳和以嶺藥業股價異常的微博，并且提議證監會應該嚴查以嶺藥業。
盡管王思聰在事件發酵后刪改了最初的評論，不過受此消息影響，以嶺藥業的股價在4月14日午間出現了短暫回落，隨后又迅速被推至漲停板。只是到了4月15日開盤后，以嶺藥業又以最高8%左右的跌幅快速下跌，最低時甚至跌到了35.99元。
雖然所轉載微博的信息真實性尚且不得而知，但是考慮到王思聰本人的身份，在明知道會引發軒然大波的情況下，于社交媒體公然質疑一家在疫情防控階段有著特殊意義的企業，不得不令人產生多余的聯想。
拋去某些無端猜測的陰謀論，究竟是真的存在不為圈外人知的內幕信息？還是以王思聰、王健林為代表的利益集團，對中醫藥始終報以偏見？
一、各種“神藥”被炒上天，中醫藥越發傲慢？
內幕消息大概是沒有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嶺藥業的崛起軌跡，的確與尋常的藥企有著不小差異。
畢竟連花清瘟膠囊（顆粒）在新冠肺炎防治的安全有效性得到國內外一致認可之前，以嶺藥業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就陷入了長達4年的股價低迷。其股價在2015年從最高點54.38元暴跌至13.26元，此后長期維持在10元至16元的區間內，最低時甚至一度跌破10元關口，在2018年10月份跌至9.91元。
對比以嶺藥業的財報信息，2020年全年營收約為87.82億元，同比增長50.76%；歸屬凈利潤約為12.19億元，同比增長100.95%。而2019年之前，其營收數據常年保持在60億元以下，歸屬凈利潤方面，除了2019年達到6.065億元，其余年份都維持在6億元以下。
通過天眼查，能夠明顯看到近兩年間，以嶺藥業各項數據的高漲。
同時，雖然連花清瘟系列藥在2003年抗擊非典的時候就已經研發出來，但獲準上市的時間延遲到了2004年，“錯失”了市場需求最大的時間段。多年來，以嶺藥業的主營業務，更多集中于心腦血管和抗感冒類藥品。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9年，以嶺藥業營業收入的53.15%都來自于心腦血管藥物的銷售，抗感冒藥物占比29.34%。占比較小的連花清瘟系列藥物，實際上很難以一己之力抬高以嶺藥業的經營數據。
而且在“三方三藥”的中成藥品類中，連花清瘟的價格也是最低的。因此在正常的零售渠道之外，政策扶持和官方訂單，或許才是以嶺藥業得以高速增長的關鍵。
這也意味著以嶺藥業的市場潛力，難免會受限于新冠疫情的防控。王思聰和部分媒體，自然也有權利質疑以嶺藥業當前股價的合理性。
只不過股價至于股價高低漲落，固然關系著企業的發展和資本市場的信心。但更多的，或許還是投機客和資本機構以企業為籌碼，借以進行博弈的一場金融游戲。
這個籌碼，可以是以嶺藥業，也可以是其他的藥企。
事實上，隨著中醫藥在新冠疫情防治過程中大放異彩，資本對中醫藥越發重視，已然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過于熱切的營銷和炒作行為。結合市場信息，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1.被炒上天的各種“神藥”。
這一類中，最著名的莫過于被戲稱作“藥茅”、總市值已經超過1852億元、將云南白藥和以嶺藥業都壓在身后的“養生神藥”片仔癀。
由于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原因，片仔癀10年中漲價幅度接近30倍，但是價格的飛漲反而讓人誤判藥物的療效，原本用于肝病治療的片仔癀在傳言中被賦予了各種神奇療效。各路投資者、黃牛也將其視作金融產品，將價格越炒越高。
除此之外，還有“救命神藥”安宮牛黃丸、“抗癌神藥”西黃丸、“失眠神藥”逍遙丸等等，不管是“神藥”的名號，還是動輒上千元的價格，大都可以視作資本炒作的畸形產物。
2.主動擁抱新零售的“網紅中醫藥”。
除了被當成金融理財產品，也有一些中醫藥開始擺脫“藥品”屬性，逐漸向新零售快消品的方向靠攏。
最具代表性的大概是北京同仁堂了。在2022年1月份，這家老字號中醫藥品牌，將旗下具有養生保健功效的五子衍宗丸和同仁烏雞白鳳丸，延伸出“衍宗”和“白鳳”這兩個虛擬形象，并且結合年輕消費群體最喜愛的“古風”、“CP”、“國潮”等元素，打造出了“同囍”IP。
盡管老品牌煥發新活力是件好事，但是以網紅產品的模式來銷售中醫藥，總會讓人產生不倫不類的感覺。同時，由炒作和營銷活動帶來的高溢價，也讓中醫藥變得越發“傲慢”起來，隱約給人一種高攀不起的感覺。
尤其是隨著商業環境的越發浮躁，對于中醫的偏見也在持續加深。
二、中醫黑層出不窮，為何“精英階層”對中醫充滿偏見？
動輒就和“神醫”、“神藥”捆綁的中醫體系，從很早的時候就不怎么受人待見。
尤其是由高級知識分子、成功商業人士等高收入人群組成的“精英階層”，除了基于商業邏輯對中醫企業普遍存在疑慮外，在情感和認知上也會對中醫有所偏見。人們常說的“中醫黑”，這些有能力影響輿論走向的人群，大概是占據了不小的一部分。
姑且不談中醫如何從傳承千年的醫學，淪落到一度被視作“糟粕”的地步。只說這些智商、眼光普遍高于普通人的人群，之所以會對中醫有所偏見，主要還是因為以下三點原因：
1.中醫的崛起動了西藥的奶酪。
人間熙攘皆為利，利益相關的差異，也決定了不同職業、地位的人群，會對同一件事物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出于投資回報、職業前景等訴求，一部分西醫體系的既得利益者，不太可能坐視中醫藥崛起之后，從西藥手中搶奪市場份額。
而且，西藥在研發過程中存在較高的沉沒成本，因此需要專利保護期之類的制度來維持足夠的利潤。相比之下，中藥的研發可以借助配方和藥理搭配來輔助，同時中成藥、注射液輔助藥等品類能保證足夠高的利潤率，從商業競爭角度也對西藥不利。
2.以西醫為主導的現代醫學，缺乏契合中醫的藥物監管體系。
就像是前不久，部分華人攜帶連花清瘟入境新西蘭時，卻被海關認定為攜帶違禁藥品。只因為連花清瘟系列藥品中，含有被新西蘭明文規定的受管控藥物成分。
現代醫學體系和中醫體系存在著較多層面的沖突，其中最明顯的，或許是兩種體系對藥物成分的認知。例如某些在西醫藥典中明文規定為禁用藥的藥材，在中醫體系中，通過寒熱溫涼的藥理搭配，以及病人體質的差異，反而能夠成為療效最好的成分。
對于大量接受西式教育的“精英階層”而言，基于化學、生命工程學等精密學科誕生的現代醫學體系，是最理性，也是對人類健康最負責的醫療科學。相比之下，數據化、量化、標準化、工業化都無法達標的中醫理論，在多數人看來，更像是人類文明早期階段的唯心“巫術”。
對中醫理論的普遍不信任，導致了中醫藥典的制定都在參考西醫標準，進而造成拿西醫理論來監管中醫的尷尬現狀，反而進一步加深了對中醫藥理的“錯誤”認知。
3.療效更多依賴于醫生經驗，并不如西醫穩定。
拋去太過于功利性的觀點，大多數人對中醫的偏見，主要還是源自于對療效的不認可。
畢竟中醫診斷太過于依賴醫生的個人經驗，以“望聞問切”為主的傳統診斷方式，也對醫生綜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治療的過程中，又要考驗醫生對藥理的把控和病癥的辯證，不同水平的中醫醫生，療效上也會有著明顯差異。
而西醫有著標準化的病例判定程序，治療階段又有大量儀器和成熟藥物體系的支持，相比中醫更加直觀和穩定。至少站在病人的角度，西醫的治療過程更容易被人理解，而中醫理論卻很少有外行人能完全聽懂。
或許這些也是導致中醫日常被黑，以及王思聰這樣的人，如此輕易就被未經證實的消息帶偏節奏的主要原因了。
參考資料：
《以嶺藥業被王思聰手撕，到底冤不冤？》——野馬財經
《工業化、年輕化，中醫藥迎來資本春天》——周天產業分析
《王思聰發微博稱證監會應嚴查以嶺藥業 公司回懟：請指出具體問題》——銀柿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