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已經有觀點認為美聯儲加息背景下必然對我國資本市場帶來擾動，但當A股跌穿3000點后仍然令市場猝不及防。
在理性面對市場的下挫時，或者說要在合適的位置進行“抄底”時，我們還是要以理性的判斷力去看待此次市場下行的主要原因。
在本文中我們更傾向于使用“流動性”指標，簡而言之，當市場貨幣流動性充裕時，對資本市場價格將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反之亦然。
我們整理了20年來，上證指數與我國M1-M2同比增長的走勢，見下圖
之所以選擇M1與M2的同比增長差值，意在證明市場中流動性的豐沛情況（市場更愿意將資金放置在活期賬戶以進行隨時投資，而這些又恰是資本市場之“水”）。
在上圖中是可以比較清楚看到兩條折線是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尤其在2015年之前，我們幾乎可以用M1-M2情況去預測大盤的大致走勢，也就是流動性的過剩和回撤決定著資本市場的定價能力。
2015年之后兩條折線開始出現分歧，這又是何原因呢？
2015年是距離目前最近的一次“牛市”，同樣也是距離最近的一次慘痛經歷，根據以往經驗，一個牛市需要充裕的流動性做支持，也就是要有大量的M1增長，但在2015年，盡管上半年估值連續上漲，但M1-M2同比增長一直處于較低水平，仍在負數區間。
也就是說2015年資本價格的快速上漲并不是由貨幣市場的流動性推動的，“場外配資”下的高杠桿就成了重要的原因。2015年1月證監會宣布對12家券商進行了處罰，其中中信證券、海通證券和國泰君安3家公司被暫停新開融資融券客戶信用賬戶3個月，引起市場大跌，一天下挫7%。
隨后證監會緊急澄清穩定市場預期，稱監管部門聯合打壓股市并不屬實，處罰券商也不宜過度解讀。
這也就等同于默認了市場行為，隨后資本市場杠桿率飆升，推高股指，但我們同時也知道，在缺乏有效流動性支撐下的高股指必然帶來高風險，待監管重新提開始整治場外配資時，市場泡沫刺破，牛市旋即轉入熊市。
在此過程中，加杠桿行為影響了流動性和資本市場表現的一致性，但我們同時也可以得知，在沒有穩固流動性支撐下的“牛市”是充滿著泡沫的，可謂是無源之水。
2015年股市連續下挫之后，為穩定金融市場穩定，我國旋即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連續降準降息，向市場輸入流動性，在股指大跌之后，M1-M2同比躍升。
這等于同時向市場輸入信心，隨著股指穩定，2015年末股指甚至回到了3500點。
其后在熔斷機制之下，2016年初股指又經歷了“黑暗時刻”，此后M1-M2仍一路高走，但股指已經“躺平”。
如果說2015年的兩條折線分道揚鑣說明了“沒有充裕流動性支撐的牛市是不長久的”，但2016年流動性明明很是充裕，但股指為何還是“躺平”呢？
主要原因在地產。2016年后，為穩定宏觀經濟基本面，我國一方面開始不斷放松貨幣政策，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紛紛取消房價限購措施，一些地方甚至將首付款比例降到20%，并進行房貸貼息以刺激經濟。
其后我國大部分地區房價飆高，見下圖
上圖為我國房價增長情況，可以看出2016年斜率明顯上揚，房價增長要高于往年。對于居民家里儲蓄賬戶來說，要買房就要降低定期存款儲蓄，也就就是說彼時的M1-M2躍升并未導致資金向資本市場流動，而是流向了地產，這反而對資本市場產生了抑制作用。
16年下半年，政府開始加強金融行業“去杠桿”工作，流動性回撤，在這個過程中也并未對資本市場產生太大影響，兩條線仍然保持了低相關性。
可以說由于有地產這一“流動性海綿”的存在，使得流動性與資本市場嚴重背離，也使得上述M1-M2在這期周期內的失效。
在連續對地產行業進行調整，堅決“房住不炒”這一原則下，理論上地產對流動性與資本市場的干擾權重是在下降的，情況果真如此嗎？
疫情之后，全球進行了寬松貨幣政策以支持實體經濟。我國也不例外，2020年后流動性上升明顯，與此同時資本市場也創造了一個“小牛市”，并在新能源，白酒等幾個細分品類中創造了極高的收益率。在2020年我國資本市場與流動性關系是互相強化的。
隨著2020年宏觀經濟的穩定，我國逐漸退出寬松貨幣政策，流動性開始回撤，但此時資本市場仍然處于大致穩定的增長區間，兩條線又產生分化，主要原因為：
其一，2021年全球主要國家仍然維持著寬松貨幣政策，尤其美聯儲直到年末才開始進行taper，全球放水下的資本外溢效應明顯，加之我國經濟率先企穩和出口業務的快速增長，使市場仍然處于較高的預期之中，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也在較高水平。此階段預期對市場定價作用甚大；
其二，機構開始對一些高權重熱門概念股票抱團，如茅臺，新能源汽車等等，這就使得流動性回撤對部分行業公司產生了劇烈波動，但指數的高權重公司的表現就造成了指數的部分“失真”。
即便有上述假設，但在2021年末開始，流動性劇烈回撤已經對資本市場帶來影響。
2021年末，即便連續降準降息，但仍然擋不住流動性的回撤，指標跌到谷底，至今仍在修復期。
當我們此時討論資本市場表現時，固然有外資，宏觀經濟的問題，但此時的下挫，我們仍然將其歸結于市場流動性不足下的信心缺失，簡單來說，當市場一次次等待流動性上揚的利好消息時，最后多數是一場“空”，最后選擇無奈離場。
這又是為何呢？
上圖為我國居民活期和定期存款的規模和同比增長情況，可以很明顯看到整個2020年，由于我國第一階段抗擊疫情的勝利，居民整體對未來還是充滿信心的，活期存款增長穩步，下半年后定期存款同比增長還有所下降。
這也就直接穩定了資本市場，并使得零售業，汽車等行業在疫情后的穩定增長，在此時是可以證明信心對經濟的重要性。
但隨著2021年疫情的反復，居民信心開始不足，提高定期存款規模，并壓縮活期存款，表現在具體行為上則是壓縮消費和投資，全國社消增長壓力顯現，阿里等零售企業承壓。
2022年開始，居民進一步增加了定期儲蓄，壓縮活期儲蓄，全國流動性面臨巨大壓力，這些都在積壓市場風險。
依據我們本文分析，若要扭轉資本市場的走勢，或者作為投資者我們要擇機“抄底”，就必須要注意流動性的拐點，那么這又要看哪些指標呢？
在年初，曾有市場人士認為我國應該進一步降準和降息以向市場輸入流動性，但隨著中美十年國債收益率的倒掛（也帶來了匯率壓力），且美國仍在加息路上，為穩定我國匯率穩定（也是防止貨幣貶值對進口業務的壓力），我國通過價格手段輸入流動性的空間已經相當微弱。
在此之前盡管降準了25個基點，但市場仍然不買賬，也是對未來貨幣手段輸入流動性的悲觀。
此方面我們可以參考2018年，彼時美聯儲也進行了四次加息。
2018年的美聯儲加息，美元回流效應下對我國貨幣政策產生較大的影響，一方面匯率又逼近7這一大關，這也就限制了價格調控工具的使用（降息），另一方面，雖然中美利差跌破了1%，但并未發生倒掛，可以通過數量工具影響長期利率走向（四次降準），但盡管如此，全年流動性仍然在快速下行，同期資本市場也是相當疲軟。
回到當下，此時美聯儲加息剛剛開始，我們就開始了利率倒掛，這就意味著未來不僅是降息空間相當之小，且降準的預期也會壓縮（應該不如2018年）。加之上海疫情中人們對經濟預期的調整，使得流動性與預期疊加，加速了資本市場的下調。
顯然，若要穩定市場就要穩定信心，穩定信心就要注入流動，但貨幣政策空間已經不大，那么接下來我們期待什么呢？
我個人是在期待政府可以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以財政手段向企業和經濟注入流動性，簡單來說，政府負責采購，充盈企業和個人的資產負債表，提高市場信心，而流動性的擴張就會帶來資本價格的改善。
在目前為止，政府也意識到此問題，不斷強化了積極財政政策的信心，但又由于疫情的反復，使該工作并未如理想那般開展，見下圖
盡管年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有所回升，但不得不說仍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如果要扭轉資本市場的的“熊市”特征，就必須要以更大的力度注入流動性，靠現在的手段顯然是不足的。
最后總結本文：
其一，流動性仍然是決定資本市場價格的重要要素，雖然偶有關系淡化，但脫離流動性去看資本市場價格是無意義的；
其二，當下流動性不足，且貨幣調控手段有限，這些都強化了市場的悲觀情緒，是A股下挫的重要原因，短期內市場不確定政策端還有多大支持力度；
其三，根據以往經驗A股今年的疲軟乃是大概率事件，但資本市場的穩定則又要看財政政策的有效性，而后者又主要看疫情；
其四，受此原因，部分行業可能將受到較大沖擊，如零售，汽車。